当前位置： 减弱器 >> 减弱器发展 >> 先秦时期牛羊在数量上的优势沿着河西走廊自
先秦时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动物遗存出土情况以西山坪、大地湾（一期）等遗址为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期陇东地区已经饲养的家畜包括狗和猪，整体数量占比仍以野生动物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陇南和陇东地区家畜饲养规模扩大，如大李家坪、礼县西山、师赵村等遗址猪和狗等家养动物比重有所增长，但野生动物的狩猎活动仍占据一定地位。其中礼县西山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黄牛和少量的绵羊、山羊骨骼，该研究认为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羊与家养行为有关。
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上游地区自西向东主要包括甘青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一）甘青地区
喇家遗址研究认为其马家窑类型文化时期家养动物包括猪、狗和绵羊，但因相关研究和统计数据尚未发表，暂时无法纳入讨论。此外，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北部以宗日、香让沟、羊曲十二档遗址所代表的宗日文化，动物资源利用以野生动物为主，尚未发现家羊的踪迹。
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家羊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家养动物之一，结合数据（依据最小个体数统计各动物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占比），以齐家文化时期喇家、长宁等遗址为代表的河湟地区和邻近的齐家坪遗址所处的陇中地区，动物资源利用以家养动物为主，家羊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以牛羊为代表的草原经济动物占比为48%~71%不等。
金禅口遗址在以鹿科动物为主要肉食来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以养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家猪数量极少。陇东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则表现出以家猪数量占优的家畜饲养结构，其中秦魏家和师赵村齐家文化层出土家猪数量比例均在80%以上，牛羊数量比例不超过20%，大何庄、磨嘴子遗址家猪数量约为60%~70%，牛羊比重分别为9%和2%。
步入青铜时代以后，牛和羊的数量比重进一步增加，草原畜牧经济在甘青地区生业活动中的地位愈加突出，综合火烧沟、干骨崖、西城驿、东灰山遗址的情况来看，河西走廊西段谷地四坝文化时期的家养动物多以牛羊为主，其数量占全部哺乳动物的70%以上。干骨崖遗址整体而言野生动物相对比例略高于家养动物，但牛羊在家养动物中的比重也超过了70%，猪的数量仅占26%。
牛羊在数量上的优势沿着河西走廊自西向东逐渐减弱，河西走廊东段东灰山遗址家养动物种群以猪的数量最多（数量比重达8%），羊虽居其次（1%），但二者数量比例差距悬殊。此外，河湟地区养羊经济的主体地位得到延续并进一步扩大，喇家遗址辛店文化时期家羊在家养动物中占据绝对优势，但同时还可以看到少量家猪的存在。而陇东地区寺洼文化时期徐家碾墓地牛羊数量比例超过80%，其中以黄牛为主，墓葬中随葬动物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与历史时期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墓葬普遍利用羊、牛、马等动物随葬的习俗有相似之处。
（二）内蒙古中南部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肉食资源获取方式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逐渐由狩猎野生动物为主过渡到以饲养家畜为主，家畜种类方面主要包括狗和猪，河套地区朱开沟遗址龙山晚期新发现了家养黄牛和绵羊，到了夏至早商时期，家羊数量居家养动物首位，牛羊比重接近60%，猪的数量有所减少，畜牧经济因素逐渐增长。
（三）黄河中游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包括黄土高原山西大部、陕西中北部，关中平原及豫北平原部分地区。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普遍利用的家养动物包括猪和狗，鹿科等野生动物在部分遗址中还占有重要地位。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家养动物中新出现了黄牛和绵羊，随后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家畜种类结构。
以家羊的数量比例来看，榆林火石梁、木柱柱梁和石峁遗址所在的陕北地区家羊在家畜中的比重均值约为58%，位于晋南汾河谷地的曲村、陶寺（早、中、晚期）遗址家羊的比重均值为1%，豫北地区瓦店、新砦以及王城岗遗址家羊在家畜中平均仅占6%，关中地区东营、康家遗址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羊，但其肉食资源获取方式整体上仍表现为以狩猎野生动物为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晋南、豫北以及关中地区家羊的数量比例有所增加，家猪在家畜结构中的比重有所降低，多品种家畜饲养制度逐步形成并稳定发展，而关中地区野生动物的利用依然占有一定的比例。
黄河下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主要包括华北平原中部和山东丘陵地区。根据磁山、月庄、玉皇顶、王因、大汶口、建新、六里井等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可知，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阶段黄河下游地区的家养动物主要包括猪和狗。扁扁洞、磁山、张马屯、小荆山、西河、前埠下、月庄、玉皇顶、西公桥等遗址的肉食来源以野生动物为主，胶东半岛地区北阡、蛤堆顶、大仲家、翁家埠、东初等遗址充分利用周边水生动物资源，以上情况同时也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黄河下游地区野生动物的狩猎和捕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家羊遗存，家畜饲养的整体水平也相对较低。
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下游的家畜饲养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部分遗址中也发现了绵羊，如教场铺、尹家城、东盘等，但就数量来说，其所占比重极低。至青铜时代，大辛庄、唐山、前埠、前掌大、周家庄、仙人台、南放水等遗址的情况表明，黄河下游地区对野生动物依赖程度逐渐降低的同时，多品种的家畜饲养经济已经形成，其中家羊的数量约占2%~12%，养羊业在黄河下游地区也逐步发展起来，但大多数遗址以猪的数量最多，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占比为%~60%。
以养羊业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生业经济特征下面将依据前文对动物遗存的梳理，侧重以家羊为线索，分述黄河流域各区域以养羊业为中心的生业经济发展状况。
动物遗存统计分析表明，黄河上游地区包括甘青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土了目前中国境内年代较早的家羊遗存。其中，甘青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阶段，家羊开始成为当地先民利用的家畜种类之一，而内蒙古中南部以牛羊为主的草原经济畜牧业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并在青铜时代进一步发展。环境考古研究显示，距今年左右甘青地区气候开始趋于干旱化，距今年左右发生了长时间的降温事件，农业区北界南移一个纬度。
降水减少，草原的扩张，为流动性和适应性较强的草原畜牧动物提供了传播扩散的便利条件。随着牛羊的出现和增多，距今年前后甘青部分地区家畜饲养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牛羊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河西走廊西段及河湟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而河西走廊东段家猪饲养仍然占主要地位。结合食性分析的结果来看，粟作农业是河湟及周边地区半山—马厂—齐家、宁夏南部齐家文化以及河西走廊部分四坝文化先民饮食的物质基础，如河湟地区的护坡、下海石、三合乙、堡子坪、堡子山、喇家、齐家坪、沙塘北塬以及河西走廊的火石梁、西城驿等遗址先民均以粟黍等作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其中下海石、贡什加、火石梁、缸缸洼和西城驿等遗址羊的食物结构主要表现为C、C4植物混合，而除个别遗址如贡什加、火石梁、西城驿发现了少数以C植物为食、不排除是野猪的个体之外，家猪饲养大多也是依靠粟作农业产品，羊的食物来源对粟作农业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家猪。伴随牛羊东传的还有同样驯化于西亚地区的麦类作物，距今年左右甘青地区多个遗址都曾发现有炭化麦类作物遗存。四坝文化火烧沟、干骨崖、三坝洞子、西河滩以及寺洼文化磨沟、占旗遗址人骨和羊骨的数据显示这一时间段C植物在其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均显著增加，同时作为传统饲养家畜的猪的食物结构变化与此一致，表明这种整体性变化可能与麦作农业的传播有关。
结语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家羊在东亚地区的扩散和利用是一种文化现象，如同动物驯化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复杂且较为漫长的渐进过程，与之相关联的是诸如气候环境变化、人口流动、技术传播、物品交换、资源调配等一系列自然和社会文化因素，本文对现有材料的梳理和探讨，也只能粗浅地反映家羊的出现及养羊业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宏观发展脉络，而家羊在不同生境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饲养和利用及其对生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仍然需要细化讨论。
今后的研究需要在进一步区分绵羊和山羊种属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学文化面貌，探讨不同时空背景下绵羊与山羊在饲养策略及开发利用方面的异同，同时借助序列取样稳定同位素分析、牙结石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等技术手段，更加细致和深入地探讨关于家羊季节性饮食变化、饲养繁育策略、开发利用模式以及产地来源等相关问题，为研究古代养羊经济、家畜饲养及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详实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