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张屏瑾的新书名为《我们的木兰》，封面上，明眸善睐的女子双手交叉，宁静地望着远方，穿着V字领的T恤，露出优美的脖颈曲线和白暂皮肤。

“这个封面就像一个实验。”张屏瑾说，“我对女性主义不是特别紧张，如果特别紧张的话，就不会用这个封面。一个真正自信的女性，不会在意你是否消费我。”

《我们的木兰》是张屏瑾近年所作的文化评论合辑，“这里所收录的短小书评、影评、剧评，虽然体量不大，和学术批评的洋洋长文却是来自同一个思想装置，在那万吨马力的头脑齿轮运转处飞出的火花细屑，亮度也并不减弱。”在书中，张屏瑾这样写道。借新书出版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张屏瑾。

《我们的木兰》书封

不愿意把女性主义标签化

澎湃新闻

：这本书为什么叫“我们的木兰”?

张屏瑾

：书名来自一篇文章《别动我们的木兰》，文章本身说的是，花木兰是我们的故事，但在好莱坞的“镜像”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景观，因此“我们的木兰”里有一种中国式的女性话题的独特命运，可能应该是我们讨论女性话题的起点。

在“木兰”形象上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木兰要用女扮男装的方式才能参与家国大事，这与我长期以来的写作状态有点类似，我在写作、使用这些理论概念、做历史分析时，当然并没有刻意用男性的口吻说话，而是自然地使用了学术和理论语态，你可以说它是更男性化的，那么，除非我不讨论这些宏大的问题，否则有没有不“女扮男装”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书名也是一个自我呈现与反思。

澎湃新闻

：你被很多人评价为“女性主义”的写作者，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张屏瑾

：我的很多话题与女性有关，但未必是“女性主义”的。我总是希望把“女性主义”所指认的男权问题，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压迫结构放在一切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女权主义被标签化和本质化。本质化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很多女性参与了男权压迫，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他人。女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正确”。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女性话题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

：你说许多女性参与了男权的压迫，并用男权压迫的方式对待其他女性，你觉得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张屏瑾

：男权问题当然存在，但它是结构性的，不是个人性的，当我们讨论权力压迫，也包括微观权力时，性别就应当被视为一种建构性的存在，（性别）压迫两级的特定位置上存在的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这已无关紧要。女权主义曾经是非常有效的权力分析的武器，而一旦它把自身本质化，就陷入了虚无，这很遗憾。

澎湃新闻

：你是如何看待当代的婚姻的？如何定义婚姻的幸福，女性在婚姻中应该如何获得幸福？

张屏瑾

：从直觉来说，我觉得婚姻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们希望在这个高度理性化和契约化的社会里，保留一点“自然人性”，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也总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我们会说他们俩“遇见——恋爱——婚姻”，总是这样的三部曲，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在当代生活里，偶然性和自发性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在高度“计划经济”中度日，有时在校园里散步，听到非常年轻的学生也在讨论买房子之类的话题，人从出生开始一切都是被规定好的，这才是“我能想到最残酷的事”。由此当代婚姻太不自然了，不是自发热情的产物，而是焦虑的产物，社会的原子化又使得小家庭的压力变得极大，在这种状态下只能在婚姻中重新强调角色感，保持稳定与分工，所谓“求生欲”，在我看来这个要求真是太低了。

关于婚姻幸福嘛，很难讲，我想了三句话都不是我的，两句是我导师说的，他说：看人要看大体。他对另外一位同学说的是：人生不止养大一个孩子。第三句话是张爱玲的，张写《半生缘》里的曼桢，“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记得最初看到此处小小震动了一下。

澎湃新闻

：你如何看待养育孩子这件事，当养育孩子变成全民性的焦虑，这是正常的，还是非理性的，如何面对这样的压力？

张屏瑾

：中国有两种症候式人群，都与“家”这个字有关，一是学校里的“家长”，医院里的“家属”，这两个词用英语都很难翻译，我是指捕捉到其深远的含义。所以我觉得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家庭观念，这些现象如此突出，几乎将人人都卷入在内，在这方面我却没有看到好的社会学研究。

澎湃新闻

：曾有说法说“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张屏瑾

：可能自古以来男人都配不上女人，因为女人是“地母”，女人的活动性低，故此自我毁坏较少，包容性较强。至于中国男人，好的还是有的。

“文学是一条河流，经典就在上游”

澎湃新闻

：你在《我们的木兰》里特地讲了村上和莫言，怎么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张屏瑾

：诺贝尔评委为什么老是不把奖给村上春树，我觉得可能因为他过于畅销了。如今文学阅读正趋于一个逐渐小众的趋势，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始终坚持一种精英主义的标准，一方面是坚守，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人们，有这样一种不为人熟知、也不那么畅销，却是很优秀的文学存在，或者在某些其它的形式（如歌词）中也有“文学性”的存在。

现在是一个媒体信息的时代，人们是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媒体事件而不是文学来接受的。对中国来讲，我们对这个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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