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观赏器具，花瓶是在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人们有能力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因为物质的产生之初大多依托其实用功能，只有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人们才有更多时间与精力去追求更高的层次，而器物的功能也随需求的转变有所转变。

比如权力扩大后为巩固统治和等级秩序而应运而生的礼器，约束等级秩序的神圣功能为其主要功能，而当统治者不再需要神来授予权力后礼崩乐坏，器物的神圣功能大大削弱，一小部分器物在特殊场合继续充当通神的媒介，绝大部分器物则在秦汉一统后走向日常生活，器物的实用功能逐渐显现。

一、源流：秦汉以前的礼器与器皿趋向日常化

物质文明的产生之初都离不开其实用性，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只有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满足自己的胃，在此需求基础上一系列用于饮食的器皿应运而生。

在与各种恶劣自然环境漫长的斗争中，原始人们更多的靠天吃饭，因此他们愈加敬畏自然并逐渐产生了各种原始崇拜。为了表示敬畏，原始人将他们最看重的食物供奉给神明，而器皿就成了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一些器皿的功能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确定下来并被赋予神圣意义。

不过这些器皿虽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神圣特征，并通过简单纹饰表现这种信仰，但同样也被人们用于日常饮食，可以说神圣功能与实用功能兼备。

历史发展到夏、商、周时期，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型，青铜器作为三代（夏、商、周）大量使用的器具同样继承了原始社会人与神沟通媒介的功能，且这种功能逐渐扩展到整个祭祀领域。

青铜器虽然也大量用于日常生活，但其携带的神圣性更为鲜明，对于信仰祖先与神灵，遇事大多占卜的三代来说，青铜器是维护等级制度最合适的选择。当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时，需要使用不同数量与规制的器皿，这样礼器就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等级秩序具象化，充当礼器的器皿本身也被赋予神圣化、等级化特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礼崩乐坏”，思想上百家争鸣使人们从对鬼神的敬畏到孔子倡导的“敬鬼神而远之”，人们开始探索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人的地位。

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神圣等级约束性慢慢减弱，加之铸铜技术的革新与发展，青铜器开始为人服务并走向日常，器皿整体造型也随之更加丰富活泼，体积变小而更合乎日常使用。在器皿走向日常化与实用化的轨道时，取料相对困难、使用相对笨拙的青铜器也被新兴的漆器慢慢取代，到秦汉时期，轻巧便宜的漆器在贵族生活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秦汉作为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制度更加完备，其中无论秦朝采用的法家思想还是汉代的外儒内法，神的作用都被法度大幅削弱，人的作用被突显出来，虽然这一时期“礼”依旧是人们伦理秩序应遵循的法则，但这种约束更多是合乎人情，尊重人本性的内在约束，因为“礼”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已经被“法”取代，所以这时的“礼”有别于三代的“礼”，更多了些人情味。

在此基础上，器皿继续向着实用功能转化，而壶、樽这类花瓶的前身以其实用性强的特点在器皿由以“神”为中心向着以“人”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中流传下来。

二、滥觞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宗教与世俗化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就有对花木的记载，不过并没有提到具体的盛花容器。而在汉惠帝时期，其皇后曾按四时节气在宫中栽种花木并亲自浇灌，花开后将其置于寝殿、几案等地，且汉代各种种植花木的园林也渐渐发展起来，可见汉代时花木开始作为装饰被人们用于房屋内外，这为后来插花艺术及专属容器的产生和发展打好了基础。

东汉末年国家最终走向破裂，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当时兴起了一阵玄学清谈之风。玄学之风虽起于老庄思想，但后期受东汉末年传入中原的佛教影响颇深，给外来佛教的迅速盛行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佛教的一些习俗、用具也随之传入，其中就包括佛前供奉的花瓶。

根据现代学者对当时的的考据可知，此时琉璃瓶与铜罂开始作为插花器皿被使用，应用范围较广，有时可以通用。这类在早期被人们用来插花的器皿在后世流传中也被保留下来，并逐渐演变为花瓶。

魏晋南北朝时期，花瓶虽尚未被命名，但已经作为供器逐渐从一般器皿中分离出来并用于插花，而瓶中插花的行为与庄子所求的在天地万物间求道、觅万物之美，以及佛教宣扬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大千”相契合，玄学又借鉴了佛、道之学崇尚自然、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所以插花艺术深合魏晋文人远离庙堂之心，以上种种都令插花行为得到追捧并被推广开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插花之瓶因宗教因素又重新成为神圣媒介，不同的是其已从器皿中独立出来，且在之后的发展中，插花之瓶的神圣性又因文人士大夫们的追捧而减弱，其审美功能逐渐凸显，造型更加丰富。

魏晋之后的隋唐时期国家又实现了统一，唐朝更是迎来万国来朝的恢弘局面，强盛的国力让整个王朝大气雍容又包罗万象，无论经济、政治、思想还是宗教方面都海纳百川，对外族的开放态度为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生机与活力。

隋唐时期佛教、道教依然盛行并与儒教有相互借鉴融合趋势，但稳定的社会让人们不再依附宗教以求来世之安，佛教艺术也从宗教层面转向艺术层面继续发展，由此佛教的插花艺术进一步走向世俗，在宫廷与民间流行起来

这一点从博物馆与出土文物中大量造型各异的瓶、罂、樽等也可佐证，可见隋唐时期的花瓶真正走向世俗，融于万家。

唐代花瓶的发展还得益于其插花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人们赏花开始注重氛围的营造，洒脱大气的性格让唐人偏爱“酒赏”，李白就有诗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对赏花氛围的考究也影响和促进了插花理论的发展，这一时期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具体叙述插花理论的书籍——罗虬的《花九锡》。

当中提到了对花的防护、修剪花的用具、插花的器皿、花器的安置以及赏花的氛围，即对整个插花与赏花的流程提供了参照标准，虽然细节处不甚具体，但开创了插花艺术理论化的先河，为后世宋、明文人对插花的具体描述奠定基础。

从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到隋唐时期社会统一稳定，花瓶的出现及逐渐的体系化离不开宗教艺术的推动，并又一次经历从世俗到神圣再到世俗的转变，只不过这一次花瓶从中国器皿中独立出来，与盆、盘、缸等器皿一齐从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也出现了花樽、长颈瓶这种唐代较为流行的花瓶雏形，但具体记载较少，真正令花瓶与瓶花艺术走向成熟的还要从宋代开始。

三、成熟：宋代走向成熟的瓶花艺术

宋代虽然同样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但比起隋唐的盛世来说有更多的外患，不过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农业、商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又让宋代人民的生活不用为衣食而忧。三教九流、茶坊酒肆、四海奇珍皆汇与此，人民的日常娱乐丰富多彩。

这样矛盾的内外环境让宋人们既爱好享乐又居安思危，其审美偏好也不再如隋唐那般雍容华贵，而是在理学的引导下充满理性，他们的审美娴雅沉静，充满哲思，将自己的理性思考注入到对物与生活的体验之中。

如果说隋唐时期插花艺术开始盛行，那么宋代则是瓶花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瓶花艺术顾名思义就是以瓶作为插花器皿的插花艺术，花瓶也因此成为表现文人风雅与精致生活的重要点缀。“花瓶”一词第一次以专指插花之瓶出现就是在北宋温革的《琐碎录》中。

花瓶与花盆是宋人插花的主要器皿，而文人插花更是以花瓶为主，插花也与焚香、点茶、挂画并列为宋人四大雅趣。宋代瓶花艺术与前代相比更加日常化，这与宋代高坐具的普及密不可分，矮小的凭几被高大的桌椅取代，古董、文玩、书籍、文具有了足够的安置空间后逐渐走向精细化与精致化，花瓶也在其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宋代重文轻武，士人阶层进一步扩大，文人们会专门辟出一方空间作为读书内省之用，各种小室、小阁、容膝阁随之出现。从名字便可看出书斋的空间不大，不过其中的一应事物配备却十分完善，为了配合狭小的空间，士人们会选择体型较小的胆瓶（有时也被称为“小瓶”）作为花器。

这些花瓶基本上都为瓷器，而宋人对瓷器的需求也推动了宋代制瓷业的繁盛，宋代五大名窑官窑、哥窑、定窑、汝窑、均窑，以及耀窑、景德窑、龙泉窑等一批瓷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得宋代瓷器无论是产量上还是技艺上都得到了突破。

宋代各窑瓷器在釉色、纹样上各有特点，由此可以推论出宋人喜欢粉青以及一些釉色均匀纯粹且较为稀有的颜色，且冰裂纹也为时人所爱，而明代文人继承了宋代文人审美，因此评述中可以发现这些在明代文人的花瓶中也有所呈现。

宋代又是一个好古、尚古的时代，这一风气也展现在他们对金石学的喜好上，宋代的许多祭器与陈设器皿都以三代（夏、商、周）为模板进行仿制，并采用瓷器或青铜与古铜打造，这一流行在花瓶选择上也有所展现。

棱的去除也是宋人喜好简洁的表现，就像他们更偏好梅花、竹子、山茶、水仙等较为清丽的花材，这与唐代对牡丹、月季那种扑面而来的艳丽与贵气相背，而为了搭配这些清雅之花，宋人的花瓶往往也少有纹饰与雕刻，即使有雕刻也不会花团锦簇而是线条简约起点睛作用，纹样一般也是直接采用釉色本身呈现出的样貌，这样简洁的花瓶与素雅的花材搭配才会相得益彰不至喧宾夺主。

除了几案上的小瓶，宋人还会在厅堂摆放高三、四十厘米或更高些的大花瓶，这一现象可以从与宋代同一时期的辽、金墓葬砖雕以及宋代磁窑遗址出土的大花瓶得到佐证，可见宋代对花瓶的应用已十分普及。

明代以前花瓶的功能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转变：

先秦时期的壶、瓶、觚、罂等花瓶源头主要以器物的神圣功能制定等级秩序；秦汉时期器皿的实用功能扩大；魏晋时期花瓶又被赋予新的宗教的神圣功能，但逐渐从器皿中分离出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唐代花瓶走向世俗后审美功能提高；宋代花瓶随着文人阶层所青睐瓶花艺术走向成熟，其审美功能也被突显成为主要功能并被后来的明代文人所继承与发扬。

结语

到了宋代，无论家具的发展、城市的发展还是文人地位的提升，都对当时文人阶层的发展及其审美情趣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瓶花艺术也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插花与点茶、焚香、挂画并称宋代文人的四大雅趣，许多宋诗中也都有关于花瓶的描写。这时的瓶花艺术已渐成体系，胆瓶也成了宋代文人所钟爱的书斋几案小物，可以说花瓶的审美功能已成为其主要功能。

花瓶的产生与其审美功能逐渐提高也见证了整个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向着更高层次的发展，即从信奉神灵，到发现人的力量，再到开始追求生活品质方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