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上，把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中国的史前时代，曾诞生了众多的特色文化，比如中原的仰韶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等等。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新石器时代最后的五百年中，整个东亚大陆出现了新的社会状态，文明和国家的兴起。而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无疑是这个时空中最重要的两个遗址。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一样，都处于我们传统认知的中华文明核心区中原地区的边缘，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早期国家。

城邑、文字以及礼器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区域性的文明是一个动态过程，从目前的考古结果来看，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明无疑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文明。在这之后的一千多年里，相继出现以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明，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大约在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个崇尚玉器的考古学文化，即良渚文化。其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持续发展约年。考古人员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发现了个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其中的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市遗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被发现之前，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北面的盆地之中，海拔2-3米，地势西高东低，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城市选址于两山之间的低洼之处。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

良渚古城的筑城方式是在沼泽地中以石头作为地基，宽度40-60米，再以周围山上的黄泥在其上堆筑为城墙。整个古城面积约为万平方米，大概有八个故宫那么大，土方量为多万立方米。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米，南北长-米。古城还设置有类似城防的设施，因城外环水，该设施在现实当中作为码头使用。

良渚古城四面各有两座城门，其中唯有南面中心之一的门为旱路，其余五座城门皆为水路城门。古城分为宫殿区、内城和外郭城三重结构，与后世都城的三重结构类似，宫殿区，即莫角山遗址，整体由古尚顶（莫角山俗称）土台与其上的三个小土台组成，面积达30万平方米，这里是良渚高级贵族的居住地，普通老百姓居住在古城的外围区域。

良渚古城的中部位置还有贵族的墓葬区，这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的墓葬。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该水利系统除了起到防御作用外，还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功能。

一千多年后，在距离良渚古城近乎两千公里的塞北，一个史料中没有记载的族群，创造了独立于中原文化的石峁文化。其影响范围为以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北部等区域为核心的广义的河套一带。由于这一区域自然地理的相对封闭，造就了这里文化的独特性。这里考古发现的遗物和遗迹迥异于周边区域。

石峁遗址无疑是石峁文化的核心代表，遗址位于陕西省黄土高原最北端的榆林神木市，坐落于黄河支流秃尾河与其支流洞川沟流汇之处的梁峁山地之上，海拔为约为米。石峁古城面积约万平方米，规模比大于良渚古城多万平方米，距今约4年至年。

石峁古城从年代上要晚良渚古城多年，因此城池的结构也相对复杂，筑建技术上也相对先进。石峁古城和良渚古城一样，也是“三套城结构”，即由皇城台、内城、外城3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城址组成。内城面积余万平方米，外城面积余万平方米。长约10公里的外城墙翻沟越岭，基本闭合，将石峁古城包裹其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

皇城台作为石峁古城的核心区域，呈金字塔形结构，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台顶面积8万平方米。其门道由广场、南北包石夯土墩台（其中南小北大）、挡墙和类似内外瓮城一类的设施组成。

皇城台的台顶成组分布着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不小于一万平方米，北侧还有类似“池苑”的遗迹。这里是高等级贵族甚至是“王”的生活居所。从台顶往下，错落有致的石墙将其层层包裹。石墙上等距分布着一排排木头洞，中插木头，其作用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钢筋结构，起到维护建筑稳固的作用。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上，长约一万米。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宽度不低于25米。

从地势上来看，石峁古城的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整个古城的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而且设计精巧。门道与皇城台门道结构相似，由内外瓮城、南北包石夯土墩台和挡墙等组成。外城墙每隔一定距离还设计了突出的矩形墩台——马面，以防敌人从侧面攻击来袭。这种双瓮城结构和马面，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瓮城和马面实例，也是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

整座石峁古城，既追求防御上的固若金汤，同时也兼具了象征神权或王权的威仪和震慑力。比如位于古城最高处、坚固雄厚的外东门城墙，既是提供防卫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的精神屏障。

石峁古城这种从皇城台向外延伸长达数公里的内外城墙及附的城市设施的格局，成为后世数千年城市建设的典范，隋唐乃至明清的都城营造中依稀有些石峁的基因传承。

良渚文化和石峁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玉器的尊崇。虽然史前的先民对玉器有着执着的热爱，但是良渚人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他们的玉器不仅仅是美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冠状饰表示通神和权力，玉钺表达王权神授的理念，玉琮是通神的法器，三叉形器和玉璜分别是贵族男女的装饰，良渚晚期的玉璧同样是神权的载体等。在良渚人的观念里，这些玉器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

石峁人对于玉器又是另外一种态度。“藏玉于墙”是石峁文化极为特殊的现象。在石峁遗址的城墙中就出土有玉钺、玉铲和牙璋等，有的玉器被切片塞于石缝中。也就是说石峁人在修建城墙的过程中，会将作为礼器的玉器嵌入墙体或埋入墙根。藏玉或因欲赋予都城神与宗教的力量，使城门具威慑力，构建石峁人的精神凝聚力，共同抵御敌人，其巫术特征大于礼仪特征。

石峁玉器又颇杂，兼有良渚、石家河等多种文化元素。从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发现来看，玉礼器有所传承，但二者的都城结构却大为不同。这也揭示了我国史前文明南北互相交流、影响和传承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从石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玉器至少0多件。石峁文化区域内出土和民间收藏的玉器超过件，数量超过中原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的总和。

除了大量高规格玉器，石峁古城还发现了许多壁画。在石峁外城东门的石墙墙根处，发现了呈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余块，部分壁画还附者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这也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

良渚文明在高度发展了一千多年后，突然消失了。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考古发现在良渚遗址上覆盖着一层黄色泛滥相沉积，证明当时海水的确淹没了良渚古城。当时这一区域降水的增加导致大规模洪水爆发，尽管良渚古城有发达的水利系统，但过低的海拔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洪水的淹没，使得良渚文化走向衰亡。在良渚文化之后，该区域还出现了其它文化。一次极端干旱事件可能使得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走向尾声。

石峁文化的消亡，也是因气候的变化。当时这一区域气候日益干冷，伴随着太阳辐射减弱导致气温下降，降水减少导致水位下降，气温下降和降水减少引起该区域农业减产，食物和饮水短缺显然无法支撑石峁古城的长期存在，这应该是石峁古城被弃用的根本原因。

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分别代表了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他们和国内其他地区的代表不同文明的遗址一起，表明中国的文明有许多根基，并不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同为中国目前最为重要的大遗址，前者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市遗址，后者是目前中国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它们都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他们都可以堪称“中华第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