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尸山血海的阵地战

到9月下旬，在上海前线的国军已经已经有5个集团军，其中右翼作战军为第8、第10集团军；中央作战军为第9集团军；左翼作战军在第15集团军基础上又增加了1个第19集团军。至9月22日，淞沪前线国军共计有34个师外加7个旅，其中左翼作战军有22个师外加2个旅，是绝对的主力。

我们知道，作战部队是有严格作战地域划分的，具体到营连作战尚有明确的战斗分界线，以明确职责，更不消说集结如此众多的部队了。

然而在这三大作战集团之间，竟然未能明确战斗分界线划分，以至于部队结合部成为了致命漏洞。

按照作战命令，蕴藻浜南岸为朱绍良中央作战军负责，但蒋介石、顾祝同却令陈诚的左翼作战军负责，既由陈诚集团负责，但在作战序列上却不又做更改。

日军曾突破此方向国军第8师（属左翼作战军）、第61师（属中央作战军）阵地，因援军未能及时抵达，造成危机。但陈诚对61师没有指挥权，“幸各部因历史及情感关系，均能听命”，才短暂消除危机。

因此，陈诚直接向蒋介石、顾祝同表示：

非不愿负责或怕负责，而系统不清，恐误全局，既是中央军之区域，应由朱一民（朱绍良）负责，如要我负责，亦须有明令规定。

但蒋介石回复：

理固须归中央军指挥，但事实非左翼军不可。以至于此方向防务，中央作战军的朱绍良和左翼作战军的陈诚不得不事事协调，徒费精力。

另外蒋介石有跨级指挥的习惯，但往往运用不得精髓。如10月9日，蒋介石直接电令宋希濂36师的旅归第8军军长黄杰指挥，但同一天该旅又被告知接受钟松部61师（原61师损失惨重，以钟松独立旅补入，用61师番号）指挥。

而第8军黄杰部也深受建制屡次更改之苦：9月底时该部辖税警总团及61师，属中央作战军指挥；10月初该军被解除第61师指挥权，并归属左翼作战军；到10月中旬，该军又回到中央作战军；其始终能指挥的仅有税警总团，而该部各团又常被分割配属其他部队作战。

黄杰抱怨道：建制常被分割，影响战力至大。德国军事顾问亦言：师为战备单位，不可（常）分开作战。中国的战斗指挥当局对于后备部队运用之全部方法是不合标准的，对于使用此种部队之指挥权限也规定得含糊不清。

而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各级指挥官也深受严令死守的命令之苦。

因为淞沪会战到这一阶段，已经是阵地坚守作战了，但是这里却并非国军构筑的国防线工事，而不得不让参战部队临时构筑野战工事。因地质原因，战壕挖掘中常有水渗入，士兵们不得不经常泡在水里作战，在承受巨大作战减员的同时，非战斗伤亡数字也十分惊人。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便总结道：

日军进攻时通常先实施1到2小时的火力准备，然后冲锋。中国军队在火力配系上既缺乏远射的炮兵火力，又没有与正面火力相配合的侧射、斜射火力；少量的重机关枪也只知在固定的暴露阵地上进行射击，而不知变换阵地，以致很快即被日军发现而加以制压、破坏。当日军发起冲锋时，守军部队已伤亡很大，防御的火力也大大减弱，所以阵地易被突破。日军每日清晨开始进攻，如不能突破，则下午再攻。中国军队通常于夜间后撤一二百米，利用淞沪地区河渠纵横的有利地形重新组织防御。守势作战前期，在罗店及蕴藻浜地区的战斗中，第15、第21集团军等部队，每个师一般能守六七天，后撤不到1公里，但人员伤亡已经过半，于是换一个师接防，再守六七天。只有原西北军的第32师因重视并善于构筑工事，伤亡较小，曾坚守防线9天。

当时大多数的国军阵地无纵深阵地布设，其暴露于日军的重炮、飞机打击范围内，损失重大。日军惯用于集中兵力火力，实施中央突破，而一旦阵地被突破，国军则往往使用预备兵力堵突破口，而非阵地两翼对日军实施侧击，因而再招致重大伤亡。

由于参加会战的各部并非出于一系，当某部阵地被攻破后，其他部队往往无动于衷，或者被日军继续突破，或者则放弃阵地。

德国军事顾问称：

每位指挥官在紧急时刻过早填补已抵达的后备武力于最紧张之前线，以防主要战线出现崩溃。假如，此严密之战线一度出现突破，则在多数情形下全部阵地不易保存。凡在同一时间内许多阵地被占领，战场间未被占领者也会舍弃，在最前线之突出部队撤离后，大多未继战斗的部队也会全部撤离。

毫无疑问，国军的防守作战是比较呆板的，将士们尽管用命，但很多时候却是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牺牲。因伤亡过大，“受伤官兵在前方者无法运送，在后方者无人负责，非但令人伤心，实可使官兵寒心（陈诚语）”。

而所谓“死守，死守，战至最后一人”的豪言壮语，怎么来的呢？

参见蒋介石的一些讲话或命令：

固守其原有阵地，一面加强工事，一面沉着应战，坚忍不拔，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须在阵中抗战到底，至死不渝；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定可取得最后胜利；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惟一要诀。

如此等等。

没有后退的空间，只能死战。死战至最后一人固然很提气，然而仗却不是这么打的，因为防御作战不能单单靠着一线阵地去拼消耗，一味死守最终只能死，而不能守。

如胡宗南部中央军第1军是国军精锐部队，该部进入战区后，防御地带狭窄，又没有既设工事，在日军的陆海空联合攻击下伤亡重大。

时任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的王应尊回忆：

经过几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第1师和第78师遭受了重大伤亡。据我所知，仅第1师李铁军部即伤亡第1旅旅长刘超寰和我二人，第2团团长杨杰和第4团团长李友梅二人阵亡，营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约达80%。第78师的伤亡与第1师差不多。

如此精锐的第1军，将士不可谓不用命，但是就守了仅仅几天就垮了下来，被迫开到昆山整补。

半中央军化的粤军第4军也是一支精锐部队，但在日军猛攻下也伤亡巨大。

陈诚在日记中写道：

敌连攻已三天，我军伤亡奇重（第四军五十九师仅千余人，九十师仅五百余人），贡献调整第一线部队，以达持久战之目的。

当时的59师师长韩汉英对这种打法颇有意见：

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这是失败的一因。

在淞沪前线作战的国军25军军长兼13师师长万耀煌则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自八一三至今，整整两个月，每天只在挨打，倾中央所有部队及各省精锐，每到一师，如挑土填井，只向战线上阵地上填塞，如无底洞永填不满，且如漩涡，漩下去就不见了。而且步兵后移，战线愈移愈长，需要填补的军队也愈多，后方的部队快调完了。这种战法，既说不上战略，也谈不上战术，自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都只作了传令人员，部队到多少填多少，这就叫作指挥？

如果能以梯次阵地配置，且给前线部队机动空间，决不至于使得淞沪的国军阵地成为己方战士的绞肉机。而且即便是防御作战，仍不应该一味死守，而应以积极的进攻辅助守卫，但在蒋介石强调死守的背景下，积极而有效的进攻在淞沪会战中是很少出现的。

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战后即强调：

阵地只能作战术上的一种工具，若纯粹依赖工事，绝无战胜的可能，必须在战术上取攻势防御，始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

值得一提的是国军中央军51师的表现，该师当时是中央军中的二流部队，但是师长王耀武却比较会打仗，51师在防守阵地时，经常以小部队出击，夜袭、奇袭，不仅守住了阵地，还往往有所斩获。

王耀武

以至于友军羡慕地称“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51师这样的部队毕竟不多，绝大多数国军部队都没有对日作战经历，而且缺乏近代战争的经验。淞沪会战的战况又不允许其有一个较好的适应过程，故而很多部队刚上了阵地就被打残，如此重复，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