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素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们中的不少的确有着惊人的体量，例如子龙鼎（高厘米，口径80厘米，重公斤）、大盂鼎（高.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5公斤）和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重.5公斤）三鼎，但这毕竟浮于表面。商周青铜器之“重”，更在于极为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积淀，有着从本质上体现其作为国之瑰宝的重要特征。

其实，单凭一尊毛公鼎就足以破除有关重器之“重”的迷思。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它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为“海内三宝”，但与盂、克二鼎相比，毛公鼎“仅”重34.7公斤，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在重量方面就比前两者足足少了一位数字。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毛公鼎却占有一项三鼎之最，那就是字数。据统计，三鼎内壁所刻铭文分别是（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字（引自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毛公鼎铭文字数不但冠绝所有商周青铜鼎，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已知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按照杜迺松的说法，毛公鼎铭文数量“实可相当《尚书》一篇”。而盂、克二鼎虽不能在青铜器中占据次席（现存字数第二多的，是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散氏盘），但在现存铜鼎中却能紧随毛公鼎之后，分列二三（因为铭刻四百余字的周康王时器小盂鼎，四百十字的周共王时器曶鼎，都已于清末亡佚，仅铭文拓片存世）。除了铭文字数之外，这些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同样体现了它们不凡的分量。按照原器所铸时间来看，大盂鼎最早，为周康王时器。记载了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康王先是赞美文、武先王，然后总结了商代覆亡的经验教训，告诫盂要引以为鉴，不能沉湎于饮酒取乐。这部分铭文内容恰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吻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次，又授予盂掌管兵戎、民事的权力，辅佐周王管理天下。最后还赐予了他代表权威的鬯酒、命服、车马等等，以及各类奴隶人，其中既有夷人的头领十三，也有夷众上千。而大克鼎年代次之，为周孝王时器。讲述了贵族克继承先祖师华夫的官职，并被周王授予“膳夫”之职，获得诸多田地人口的事情。孝王首先赞扬克的祖先侍奉恭王，因而提拔克为王臣，负责传达王命的要职。接着重申了对膳夫克的任命，详细记录了对他的赏赐，包括礼服、土地和奴隶等等。最后是克叩跪感谢，铸鼎以纪念其先祖师华夫。三鼎中的毛公鼎相对最晚，为周宣王时器。它记录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改变西周后期的种种弊政和不利局面，策命重臣毛公，监督各种政令的发布和实施。希望在毛公的忠心辅佐下，使国家免于衰颓的境地。最后为了体现对毛公的尊重，宣王还赐给他极为丰厚的赏赐，包括各种宝物和贵重的车马器。而毛公为了回谢周王，特意铸鼎记录此事。三鼎铭文的时间跨度恰好分属西周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从中我们甚至可以对西周的历史进程形成一些粗浅的认识。上古商周时代留下的文献非常有限，除了《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屈指可数的传世（或早期出土）文献外，就只有同样数量有限，且散落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了。那么，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金文文献，就自然要担负起全面勾勒商周社会原貌的重任。而这才是商周青铜器之为国之重器的根本原因。谈到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审美，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孔子。他在《论语·八佾》中就表达了对周人文化的赞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所说的“文”，一部分说的是礼仪制度，另一部分则是由这些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正是这些“文化遗迹”不但为我们拼贴上古剪影提供了可能，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文强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商周时代留下如此众多的青铜重器，既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也让后人有机会一睹蕴含于器物之中的上古风韵。从这些古物中，我们得以理解“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体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但窥见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读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质彬彬。而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通过打破地域、时间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将从更多维度呈现商周青铜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比如，上海博物馆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正推出名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览。在该展览中，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一同现身，讲述了这个西周古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千古恩怨，也见证了西周王朝从鼎盛走向风雨飘摇的唏嘘之路。《汉书·郊祀志》提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青铜器作为无可替代的古代遗存，既是上古中国的真实见证，也为我们穿越三千年的历史探索旅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坐标和导航。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赋予了我们“郁郁乎文哉”的古典气质，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想象之中，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感谢青铜器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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