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纹样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应用范围最广的纹饰，它的历史较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相比较草席纹等这类人类的无意识的装饰，几何纹的出现是人类有意识的最早的装饰图案之一，这类纹饰包括曲折纹、雷纹、回纹、条纹、漩涡纹、乳丁纹等等，也包括一些抽象的图案。

这些几何图案常用于器皿如早期的陶器、青铜器到后来的瓷器、珐琅器等。早期的几何纹样较为简单，新石器中晚期的比较复杂，到了商周时代用来装饰的几何纹样已经十分复杂。

尤其是在原始社会的彩陶器上，就已经很成熟地运用了二方连续装饰法，这种方法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器物装饰的种类，和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西夏瓷器装饰纹样还有婴戏纹和社会生活纹以及动植物纹，动植物纹暂且不谈，下面我们来看下其余的几种纹样吧。

一、几何纹

1.弦纹

西夏瓷器的装饰使用最多的花卉是牡丹花，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弦纹，西夏瓷器中几乎到处可见弦纹的使用，大多数出现在肩部、下腹部、器身中间部分，这一点在梅瓶中反映的最为明显。弦纹的出现与原始陶器中的轮制方法产生有关，旋刻出来的弦纹又称之为旋纹，根据使用的工具的不同和处理方法的不同。

有凹凸、粗细、尖方等不同的形状，也有单线弦纹和复线弦纹之分，还有才会和堆贴形成的弦纹，由于西夏瓷器的剔刻、划釉等工艺手法，也使得西夏瓷器中的弦纹多为凹弦纹和凸弦纹，其中又以凹弦纹居多。灵武窑瓷器褐釉小口双耳罐，高28厘米，腹部的形状接近一个椭圆形的球体，圈足微撇，器身没有装饰其他图案。

只有在近肩部和下腹部刻有两周平行等距的凹弦纹，施釉不到底的近圈，足部以及肩部刮掉一圈褐釉形成的涩圈，都很巧妙的与釉色形成色彩差异，远观与弦纹类似，器身可能是由于轮制的作用，胎体上形成平行等距，但是不太明显的轮制弦纹痕迹。

工匠并没有做磨光处理，保持了其轮制的原形与刻划的凹弦纹，形成深浅明暗的对比。丰富了器物的装饰性。另一件西夏瓷器黑釉剔刻花经瓶，残高33厘米，是用弦纹作为辅助装饰纹样，在器身的肩部和下腹部均饰有两周平行等距的凹弦纹。

使用西夏瓷器常见的剔刻釉色的手法，两组凹弦纹形成的装饰区域内，剔刻着花叶弧线纹和开光牡丹折枝牡丹，肩部刮掉釉色形成涩圈，其效果与装饰宽弦纹无异，弦纹的加入增加了瓷器的纹饰的丰富性，同时也使瓷器器身给人以坚硬的视觉冲击力。

2.钱纹、四方出叶纹

瓷器装饰中比较典型的还有一种纹样就是钱纹，钱纹的图案呈现纹具象写实，与古代的圆形方孔铜钱的样子，图案呈现为圆圈内部有外向弧形构成的方格图案，连续排列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而有些是以斜十字形四瓣花为基础，连续排列在两个图案中间构成一个钱纹。钱纹作为装饰在汉代瓷器上最早见到。

发展至元明时代，钱纹的装饰在瓷器上更加的明显，主要的装饰技法多使用印花、刻花和绘画，经常在盘、碗的边沿或瓶、罐的肩部或腹部见到这种图案。一般是作为辅助纹饰来装饰，基本不做主要纹样，也有作主题纹饰的但是比较少见。一般是围绕器身做一圈连续装饰。西夏瓷器上的钱纹，多称呼以四方出叶纹。

因为其装饰大多一周的多方连续装饰，以中间剔刻掉的釉色为中心来看，便形成圆形方孔铜钱。这种纹饰多作为辅助性纹饰出现的，装饰于肩部形成带状的纹饰圈与弦纹共同出现，作为牡丹纹的辅助纹饰。西夏瓷器中四方出叶纹与钱纹的界线，仅仅是一个方框的限制。

因为四方出叶纹加上方框的限制，就是的每一个四方出叶纹，以其四个叶片的结合点为中心，并不能构成钱纹；而如果去掉方框的限制就使得以四个叶片为中心点的四方出叶纹，相邻的两个出叶纹之间的空隙为中心，构成一个圆形方孔钱纹饰。黑釉剔划四方出叶纹、牡丹纹梅瓶，是四方出叶纹连续分布的纹饰。

没有方格的限制，看起来更像是连续排列的钱纹装饰，铜钱方孔内剔刻掉釉色露出胎体，上下两边用弦纹装饰形成组合的几何纹饰带和，腹部的牡丹纹饰相接。而浅青釉四方出叶纹、花叶纹盆瓷片，这种类型的四方出叶纹就不能构成钱纹，因为在每一个四方出叶纹之间都用了方框限制，使之成为的相对独立且又连续的装饰纹样。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的窑工在四方出叶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八方出叶纹，褐釉剔刻花经瓶残高22.2厘米，除了肩部作为分割线的弦纹以外，用剔刻釉色的手法分割出正方形的方框，方框内刻有花朵与八方出叶纹，八方出叶纹在四方出叶纹的基础上在四方出叶纹的没两个叶片之间加出一个较短的叶片，形成指示八个不同方位的叶片。

二、婴戏纹

婴戏纹是一种以儿童游戏为装饰体裁的瓷器纹样装饰，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的瓷器釉下褐绿彩婴戏莲纹。我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多子多福，而婴戏纹与莲纹在一起则是代表一种美好的寓意，发展到宋朝以后婴戏纹在各地的窑口都有烧制，比如陕西的耀州窑、河北的定窑、磁州窑、介休窑、景德镇等。

表现方法除了有绘画以外，还有刻花、印花等，婴戏纹除了寓意以外还大多表现但是社会的生活景观，明清时期的婴戏纹就较为全面地反应了儿童社会生活的场景，常见的有游船、骑竹马、婴戏鹿、婴戏鸭、放风筝、习武、捉迷藏、斗蛐蛐等等。

西夏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区，由于其文化和社会制度，全面吸收宋朝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婴戏纹在西夏瓷器上也时常出现，只是所不同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婴戏纹，区别是西夏瓷器上的婴戏纹大多是光头的形象。这一点要与西夏政权所推行的党项民族文化有关系了。

夏显道元年即年元昊嗣位后，立即着手恢复党项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制度。《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五记载；“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西夏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是没有间断过的，只是西夏在立国之后，渐渐感觉到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已经在强大汉文化的影响下渐渐消失。

于是就有元昊提出恢复党项民族的礼仪和风俗，曾巩的《隆平集》卷二十《夏国赵保吉传》中有：“皆秃发，耳垂环。”的说法。西夏瓷器上的婴戏纹多为残片，目前并没有完整的器物出土，但是在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西夏婴戏莲纹印花绢中，可以完整的看到西夏婴戏纹的全貌，方形的印花绢四角各有一个身着肚兜的婴孩。

头部是西夏传统的发式，呈逆时针的方向与前一个婴孩的脚步相连，周围装饰着各种草叶和花卉，婴孩手中拿着一枝长长的藤蔓枝条，双腿屈起并拢，双手向身体两侧展开，上身刻画为正面朝向，脖子上似是一个项圈配饰。

年宁夏灵武窑的白釉剔刻婴戏纹瓷片，残长8.5厘米，婴孩光头环眼，仅用简单的黑点和线勾画出眼珠，脸部造型成圆形，鼻子虽然勾画的简单却依然高挺，颇有西夏人“圆面高准”的特征，我们从敦煌莫高窟窟的西夏王供养像，陕西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男女供养人像等，都可以看到西夏人“圆面高准”的特征。

同时还出土一块碗模残片，残长11.2厘米，近碗口沿处有一周忍冬纹，其下饰婴儿攀花纹，孩童双腿屈膝，上身前倾，似是要跃动起来的姿态，上肢张开似乎是为了保持平衡，身穿肚兜，刻画的形象生动，动态传神，周身装饰满花叶纹。

三、社会生活纹

社会生活是描绘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习惯的纹饰，党项羌人在其社会发展的早期，就有着集体性、共同性的原始信仰，这些原始信仰不仅犹如“圣典”，凝聚着众多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统一，制约着人们的心理思维、行为和习惯，发端了党项羌人社会的早期文明；而且它还贯穿于党项羌人社会的全部发展演变过程之中。

寸步不离地追逐着党项羌人的游牧、漂泊、内徙和割据，并同诸多新的信仰携手协力，共同作用于实现祖国西北局部统一的大夏文明。尽管说党项羌人的信仰，有着诸多落后的社会愚昧形态，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生活习惯正是在这样的原始的生活信仰中，才能体现的更加真实。

西夏是游牧民族普遍重视轻生，极为重视他们的丧葬礼仪活动，早期的党项人居无定所多为游牧生活，也多实行火葬。党项民族建立西夏王朝以后其火葬习俗与僧侣习俗融为一体，构成了西夏独特的火葬方式即是以木缘塔为葬具的“灵匣”。西夏的人民对于丧葬还是十分看重的，所用的财力和物力也比较多。

由于西夏的经济基础的薄弱，自然无法跟中原地区相提并论，这一点从西夏王陵中现今残存的巨大的建筑构件，和王陵的规模来看都是可以一览无余的。宁夏灵武窑出土的褐釉剔刻花大瓶，短束颈，溜肩，深曲腹，暗圈足，通体施褐釉，口径9厘米、腹径37.2厘米、足径13.5厘米、高48.3厘米。

摆脱了大部分西夏瓷器的施釉，不到底的普遍特点，肩部刮釉形成涩圈，肩部下装饰两道凹弦纹，腹部的大面积的空间用来刻画一幅送葬图，整幅画面左右展开式构图，最前面为一个逃亡的兔子，其后面有个动势比较的大的猛禽在追捕这只兔子，紧随猛禽而后的是一只狗，似乎是在协助猛禽追逐兔子，又似乎是在自己追逐左下方的大鹅。

中间画着一匹马拖着旗幡，幡上刻有字但是太小已不能分辨，马的后方刻有靴子挑着灯，从整个构图的走势来看，靴子后面尚有其他的物品，但是瓷瓶已经破裂未能找回完整的碎片，整副图案构图错落有致，动物形象刻画只用寥寥数笔，勾画出大概的样子并未作精细处理，但是从这里也能窥视出西夏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四、总结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有意识地在器物上装饰图案后，各种图案的装饰的勃兴，使得几何图案的地位逐渐减弱，并渐渐成为其他图案的辅助性装饰。西夏的瓷器中几何装饰的纹样比较多，有比较简单的连续双线方格纹、间饰花草纹的连续双线折线纹和连续交叉双线纹等。

一般作为辅助性装饰，在器物的肩部或者下腹部以及器身的中间部分、口沿部分，作为分割装饰区域的隔带，连续环绕一周，一般在梅瓶肩部和下腹部，鱼纹盆、钵的口沿部、扁壶的边缘部分出现较多。此外婴戏纹反应了儿童社会生活的场景，社会生活纹是描绘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习惯的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