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台是在中国古代的官僚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机构，对中国古代的朝政，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

西晋时期，把尚书台根据相关政务和皇帝意愿下发的相应官方文件叫做尚书府，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尚书作为一种尚书台的官方文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权力。

但是在两晋发展的过程中，尚书符又发生了一些很矛盾的演变，那就是：东晋时期相较于西晋时期而言，虽然尚书符的职权范围扩大，但是真正代表的职权却在减弱。

这看上去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原因为何呢？本文将根据对史料的梳理和适当分析，探析出尚书符在两晋时期的变化原因。

签发单位尚书台的职权扩大

尚书符在两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西晋时期主要负责礼制相关事宜到东晋时期负责和礼制、劳役征收、官员任命、行政禁令，管理地方相关的事务，尚书府的职权范围得到了跨越性的扩大。与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尚书台的职权范围在两晋时期也在扩大。

尚书府是尚书台行使职权管理政务的重要手段，它作为尚书台根据皇帝决策和政务需要下发的官方文件，其载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着着一定的权力构成。

因为尚书符是尚书台依附存在的，所以尚书台的职权范围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尚书符的职权范围影响，接下来用尚书台的职权范围变化原因解释尚书府的职权变化是完全合理可行的。

尚书台原来是一个设在皇帝内宫的一个内侍机构，它的作用只是辅助统治者，不涉及外朝，权利范围只在宫阙之间。

但是从西晋到东晋的过程中，尚书台所管理的朝廷事务越来越多，大到行政决定小到王孙嫁娶。尚书台的权力变化呈现出一种纵向向上的状态，尚书台已经有一个内侍机构完全的转变成了一个外朝。

内侍机构外朝化其实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化趋势，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存在一个一直都不可调和的问题：就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相互制衡问题。阎步克先生曾经说过：皇帝是帝国主权的代表，而宰相是官僚行政的代表。

皇帝要实现集权专制就势必不会容忍权力被过分的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及百官之权。所以皇权想要压制相权是天然的矛盾。

皇帝为了加强集权，稳定政治，就会阻止除了皇权之外的权力集中。所以历来皇帝惧权臣，恨党争，就是要防止权力集中从而形成皇权之外的权力集团与皇权抗衡。而防止权力集中形成权力集团的最好方法就是，及时改变权力中心。

所以，很容易可以看出，尚书台的外朝化恰好只是皇帝为了防止权力集中从而改变权力中心的结果。尚书台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新的权力中心，承担起了更多的朝政事务。权力中心的改变可以说是尚书台的时运也可以说是尚书台的劫难。

当然，皇帝对相权的忌惮固然是促成尚书台外朝化，职权范围扩大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内在规则和行政自主性呀在促成尚书台外朝化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影响。

官僚体制的内在规则会限制权力集中，形成权力之间的制衡。同时体制内的行政自主性会在权力制衡之时，自动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保证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行。

在皇帝意志和官僚体制的内在规则和行政自主性的双重作用之下，原先为内侍机构的尚书台逐渐远离皇帝，减小了对皇权的依附性成功跨入外朝的行列，成为了新的权力中心机构。与之相关的尚书的职权范围自然也就不断扩大。

空有一副架子的尚书台职权减弱

成功外朝化的尚书台，成为新的权力中心机构，职权范围逐渐扩大。但却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那就是职权范围越来越广的尚书台下发的尚书符的实际职权却在逐渐减弱。

说的简单形象点就是，尚书好像渐渐成为了一根有职无权的鸡毛，而不是一支有力的令箭。和前文相同的逻辑，我们依然以尚书台的变化来解释尚书府实际职权不断减弱的现象。

尚书符的内容反映的其实是从西晋到东晋的中央官僚机构权力格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其实就是就尚书台和其他职官之间的权力关系比较，这是一种横向上的比较变化。

尚书台的权力在东晋时期相较于西晋时期的减弱，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其他官员的权力超过了尚书台。就像当年尚书台的外朝化过程一样。

顺着这个思路，再通过对史料的查看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尚书台的职权减弱过程其实和他之前的上位过程及其的相似，只不过是角色的调换。

尚书台远离了皇帝，从内朝转变为外朝，虽然职权范围得到了不小的扩大，但是他同样远离了正真不动摇的权力的中心。这样一来就会有其他的皇帝近臣机构就会离皇权更近一步。亲近皇权，权力扩大只是时间的问题。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曾经同为内侍机构的侍中、中书监等近臣机构。

从曹魏时期开始，中书省的权力就开始出现膨胀，并逐渐的执掌机要，地位日渐隆重起来。《通典·职官三》中有记载：魏晋以下，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

凤凰池三字就足以见中书省地位之重。到了两晋时期，中书省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甚至超过了尚书台。《晋书·荀勖传》记载，荀勖由中书监迁为尚书令时，他十分不快，表现出一副怏怏不乐的样子。

在其他人对他表示祝贺，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邪。因为中书省和门下省作为近臣机构，市场参与到了国家机密的商讨之中，而尚书台却因为外朝化远离了皇权，失去了商讨国家机密的机会。

虽然，在表面看起来，尚书台依然是权力中心，管理着朝政中的诸多事物，但是因为远离了皇权，参与不了核心问题的讨论造成了尚书台的威信下降，受到了百官的质疑。

所以东晋时期，才会出现尚书符的发布饱受质疑的现象。中书侍郎、侍中和中书监等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吏都曾对尚书府的内容提出过质疑与挑战。一个受到质疑和挑战的权力机构注定是掌握不了权力的。

除了受到的挑战和质疑，尚书台在表面上仍然是掌握朝廷众多事物的权力中心。这也就意味着，尚书台的职权范围扩大已经让皇帝和他身边的近臣们认为：尚书台可能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所以，为防止尚书台地位过高带来的对皇权的威胁，皇帝和他的其他近臣也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对尚书职权的制约，这是皇帝专权和维护统治稳定的必然结果。

尚书符演变背后的思考

小小的尚书符其实不仅仅只是有关朝政事宜的文件。在它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合理甚至是必然的演变过程中，是从西晋到东晋之间朝堂之上权力的对立与统一。

尚书台职权范围扩大的过程中，是内侍机构逐渐职权外扩的过程。虽然演变成为了外朝机构，职权范围扩大，但是同时他也失去了作为内侍机构的优势。

尚书台远离了最高统治者。而在中国古代，一个皇权专制的统治时期，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他掌握了所有法则规律的解释权。所以在尚书台远离皇帝的时候，也就相当于远离了权力中心。

当尚书台远离权力中心，再到新的内侍机构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中心，再到新的内侍机构的崛起，这就像是一个权力的圈套。而尚书台只是在权力制衡之间的牺牲品而已。

尚书符从西晋时期开始出现，并且在两晋时期发挥着它特定的历史作用。虽然尚书府最后的结局是职权减弱，但是它的出现仍然是有意义的。

尚书府从职权范围扩大到实际职权的减弱，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都是为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除此之外，因为尚书符和尚书台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尚书符是尚书职权的重要象征，因此对尚书符材料的研究，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两晋时期尚书台职权范围的演变，从而从中透析出尚书台所在的权力场域，如尚书台与其他官职之间的权位关系，更好的了解两晋时期的权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