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正因为是农耕文明，所以实用主义占据了几千年来思想界的主要话语权，但是我们的文化之中并不缺少更深层次的方向的思考，无论是处于什么时代，处于什么立场，都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漫长的诸侯割据的时代，长年的战火让神州大地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百家争鸣让思想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神州大地经过黑暗的远古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后首次出现“曙光”的时代，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的气象。

人文关怀，其核心在于一个人的人性和自身的价值。同时包含着人性的解放和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注重的是理性地思考，成为真正的一个“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无不透露着这种道德层面的关怀，艺术作品更是透露着这种光辉。

下面我将对于“人文关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精神与艺术作品中的体现进行讨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关怀”影响

古代文明地起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河流，譬如发源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发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等等……华夏文明地起源亦是如此，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各种远古文明就如星星之火一般，将文明的火种带到神州大地上。

史前社会是中国历史的初级阶段，艺术作为精神层面的产物从劳动和实践中区分开来，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其艺术大多是扎根于生活中的巫术祈祷活动产生的，带有很深的神秘色彩，大部分表现得都是原始生活相关的生产活动。

通过大量的存世物品我们不难看出，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人们已经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有秩序的造物活动。

在夏朝出现之前，中华民族都过着一种素朴的“原人”思想，宗教观念也只是停留在崇拜自然、生物和已逝的先祖而已，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

史前的远古社会解体之后，中国进入了夏商周时期，初期其社会结构和信仰多保持着当时部落割据时低级的多神思想，其中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在开始得到了一定发展。

此后，因为奴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使宗教信仰变成一神崇拜，中国远古的神权统治在此时达到高度集中，人们是没有自由思想的余地的，思想被禁锢在了达官贵族们所设置好的思维定式里。

商朝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分封制在此刻出现，周朝的等级制度森严，统治者提倡“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这是社会主流第一次提出道德对日常行为的约束，其社会重礼制，崇尚理性；

周朝因为分封制度的存在，中央集权更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宗法思想也逐步产生，而思想解放的种子也在此扎根。

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精神获得了本质上的解放，艺术和思想理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自学讲学制度的产生和百家争鸣的局面让当时的思想界异常的活跃，普通人家的孩子也可以获得教育的机会。

而此时出现的新兴阶层“士”则是对古代秩序的一场洗牌。

同时，宗法制社会逐步解体。随着周天子“共主”权力的丧失，统治地位形同虚设，一些“公学”已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西周宗法制的“国学”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天子所设官学几乎消失殆尽，原先国学的教师纷纷流落他乡。

因此，当“官学”逐渐衰败之时，代表着平民阶级的“私学”则应运而生；就如孔子曾经指出的“有教无类”不论你是出生卑微或者高贵，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些正是先人们对人文关怀的最初理解。

而这些则是对后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各国国君纷纷拔摧贤能之士,既不分贵族，平民,也打破了国界，只要富国强兵有术便能参政而提大权，尚贤使能已蔚为一时风尚。

正因为如此，教育和文化创作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的文化更加注重人对完善自身道德和品行的坚持。

古往今来，神州大地上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端正品行，无论是劳作、生活、入仕等，都将“做人”置于第一位。在千年之前的莽荒时期，以《尚书》为代表的典籍就对人为什么为“君子”的人格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就拿儒家经典学说《论语》来说，其中体现的人文关怀就非常明显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一耳熟能详的诗句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孔子将“仁爱”这一人性关怀的内涵贯彻到了自己的思想学说之中，以宣扬正确的道德人格和精神风貌作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孔家所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

不单单是儒家提倡思想解放，墨家提倡的“兼爱”“非攻”也是对人文关怀最好地诠释，其思想认为君主得去关怀爱护那些百姓，毕竟百姓才是一国之本，才是最重要的财富。

其思想更深的含义是“兼爱世人”——即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和关怀，这种思想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初期是难能可贵的。

因此墨子将这种思想作为自家门派的主要思想即“大道”，战争给社会生活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亟须去抚慰这些伤口，墨子提出应该给社会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人文层次的关怀。

人文关怀在春秋战国工艺美术形制上的体现

在历史的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革新社会生产力和人的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其内在的人本主义，和人性关怀就成了推动美术发展的巨大动力。

在艺术作品及生活物品的创作中，充满宗教意味的形象虽然还占有很大比重，但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作品开始以全新的形态和方式出现。

随着制作工艺的发展，其所蕴含的意义也发生了质变。西周早期，因为统治者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颁布了对于各路诸侯的禁酒令。

而到了东周时期诸侯僭越周礼铸造酒器已经司空见惯了，不仅仅是诸侯贵族，一些平民也开始效仿铸造青铜礼器。

这恰恰说明了青铜器物已经不被权贵所垄断，传统青铜器摆脱了高高在上礼器这一层含义，其不再是上层贵族所专用的物品，而是真正意义上随着知识“平民化”传播开来的，这大大促进了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其深层意义的考量。

先秦大多是以器物为主的工艺美术占据着艺术的主要门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已经有了生动活泼的形制,礼器的成分已经大大地减弱，以至基本消失，平民百姓们的灯、炉灶、镜子等器物都得到了发展。

贵族们的青铜器的华丽和富贵程度也得到了发展，鎏金、镶嵌工艺开始流行，器物的艺术表现力到达了辉煌灿烂的效果；

因为形制的质变以及西周后期“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器物此时开始传播开来，生活化和民间化成为此时能工巧匠们所追求的目标，人物形象在装越来越多饰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这一时期，器物造型的改变代表着铸造技术的提升，这从侧面反映着人的思想的发展，实用性和艺术性得到了提升。我们不难发现，在描述“人”这一形象的同时，人的地位也随之上升了，人文关怀这一种子已经深深植入了那一时代设计造物者的思想之中。

人文关怀在春秋战国工艺美术纹样纹饰上的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不仅仅是形制上发生的改变，纹样纹饰上也与此前的商周时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器物的装饰纹，分布在器腹、盖等部位，有动物纹、几何纹、描写人物等几类。

其中商周时期主要以前两种为主，人物纹样则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才登上历史的舞台，表现农桑、弋射、狩猎、宴乐、舞蹈、攻战等人事活动及动物的装饰纹样增添了生活情趣，在造型方面也扫除之前的凝重沉闷之气。

人们发现，不管是多么虔诚的祈祷上天，但是其内容却并不怎么能应验，所以在春秋时期，人们开始在纹样的创作上开始强调人的形象，并将人这一单独个体放在了更高的位置之上。

当时的能人工匠们已经有着高超的绘画技艺和技术，已经熟练掌握了构图均匀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

虽然在那个年代他们受作画工具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但还是创造出了形体和姿态生动，比例精美，表达出了当时人物的心态和其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的作品。

其画风古朴自然，具有一定的装饰风格，对于线条的勾画比较成熟，更多的是表现人物心中的精气神。

这时的绘画已经开始对人物形象本身进行考量，而不是将龙凤当作高人一等的形象对待，这一切具有积极意义。

因为此时实用主义已经存在，宗教等神仙信仰都是服务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成了大多数，更加证明了以人为本和人性关怀的思想自古就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

经过对春秋战国时代主要的思想风貌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人性关怀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进入了文人士大夫的视野，而他们的正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特别是人本思想开始传播的时候，艺术也跟随着社会主流思想进行调整和创新。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风气是自由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挣脱了周代及其之前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束缚，整个艺术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

中国的思想启蒙和人性关怀的提出很早，但是因为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注定是与西方的道路不同，我们注重实践，所以一切的思想都是为了实践服务，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并将实践中得来的。

在经过战火的洗礼和朝代的更替，这种精神在现在更加的熠熠生辉，以人为本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在当今我们更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思想不能脱离人的尺度，做设计更加的要从使用者的角度进行考虑和构思，唯有“人”的设计才会更加的受人们欢迎；同时也为之后的学习和研究拓宽了思路，提供了不一样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