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青铜器冶铸技术，是我国科技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课题虽已有不少学者探讨。

仍有若干疑难问题有待解决。这里只能根据已有成果，试作简单的概括。青铜器的制作过程，应该从青铜是怎样生产的说起。生产青铜，首先是从铜矿中提炼出铜，然后加入适量的锡（有时还有铅），熔成合金。我国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较大规模的铜矿开采。《尚书》中的《禹贡》曾记述一些地区以金（铜）入贡，如扬州、荆州所贡都有“惟金三品”。《山海经》和《管子》中都说到天下有“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座，反映了东周时的情况。

近年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一些古铜矿，最著名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这处矿冶遗址长2公里，宽1公里，已清理出几百座竖井和近百条平巷，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在矿井附近有规模较大的炼铜作坊，发现有炼炉，初步估计，光是炼渣就超过四十万吨。铜绿山古铜矿的时代，大约是从西周到汉。期学者推算，这里先后生产的制约有十万铜料冶炼出来之后，便送到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中去。铸铜作坊大多数不在铜矿及炼铜作坊附近，因此铜锭必须经过有组织的运输。

这种铜锭，在考古工作中曾发现过。商周时期的铸铜作坊，有的规模很大。例如河南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两处商代作势達址，面积都在一万平方米込上，平方北会这些遗址都发现有炉壁、炼渣、木炭、陶范以及残存的青铜器等等。铸铜时的熔铜设备，以股墟为例，有大型的和小型的。大型的有直径达1米左右的熔炉，如在苗圃北地所见，其炉壁内而已被烧熔，沾有木炭和铜渣。小型的则是种陶容器，俗称“将军盔”，其内壁烧熔得更为严重。这两种设备，都是将铜料和木炭相杂，放在里面，然后鼓风烧熔。

在郑州的商代前期遗址中发现一种陶大口尊，内壁烧熔并有铜渣，图一坩锅显然也是一种熔铜设备。（“将军盔”）剖面图熔化而得的铜水，就用来浇铸。浇铸青铜器要用范。已经发现的范，有商代以前的，如山西夏县东下冯“东下冯类型”遗存中出土的四块石范，是用以铸造铜斧的。“东下冯类型”接近二里头文化，有的学者主张是夏文化。石质的范，在商周时期仍有沿用。象江西清江吴城的商代遗址便出土了不少石范，其中制造礼器、兵器和工具的都有，是用红砂质岩石刻成的。不过总的说来，用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是少数，多数还是用陶范。

制作陶范要经过制模、制型、合范这三道工序。制模是用泥塑成要铸造的器形。在殷墟曾发现这种泥模，上有朱笔画的花纹。花纹的凹入部分用刀雕刻，凸起部分则用泥琢好贴在模上。泥模完成后烘干，涂以油脂，用以制型。制型是先在模外敷泥，随后将模外敷的泥切割成若干部分，取下修饰烧烤，成为外范；同时按照所铸器壁形状的要求，制成内范。各地发现的陶范，相接处每每做出接榫或子母口；有的还划有标记，以便在接合时对准位置。

有些范的内壁还涂有石墨粉之类的物质。最后是合范，就是把各范拼合在一起。内外范间夹以支钉，形成型腔。拼好后，范外敷泥加固，做出灌注铜液的浇口和排出空气的冒口，即可进行浇铸。这样的铸造方法，称为合范法。较大的范，还有用夯筑做成的。殷墟苗圃北地发现有这样制造的大范，长达1.2米，是用湿土层层夯打而成，做法很象后世的翻砂。我国的合范法铸造技术十分发达，早在商代便能用来制作非常精细复杂的器物。以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尊为例，尊腹四隅有突出的羊头，上面有卷曲呈蜗形的羊角，器上还有好多繁复的扉稜和纹饰。

这样细致的青铜器，是用合范法分铸而成的。所谓分铸，是预先分别铸出一定部件，再将这些部件插在范中，浇铸时便联为一体。上面说的四羊尊的卷角，就是预铸的部件。铸作形体庞大的青铜器，也要分铸。例如现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其鼎耳就是分铸的。东周的有些青铜器，上面用另一种金属镶嵌。制造这种器物的方法之一，也是分铸。先铸出将要嵌在器面上的纹饰，再将它巧妙地放置在范的型腔里。

在山西侯马的晋国铸铜遗址中，曾见有预制纹饰的陶范。青铜器上铸出的文字，也是先在范上做好的。过去收藏家曾藏有一件西周期卣盖的内范，上面有突起的两行文字，即其实例。中国古代青铜器又有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是用蜡做成内模，古称蜡样。蜡样可以做得极为精细，受热后蜡即熔化流出，从而避免取模的困难。此法便于制造形状复杂的器物。长期以来，学术界以为先秦没有失蜡法。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一组盘尊，上有立体镂空的蟠虺纹附饰，细得好似丝瓜络子。经鉴定，确定此为失蜡法的标本。

这座墓是战国早期的。年，在河南淅川楚墓中又发现了一些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可见失蜡法在我国也有悠久的传统。现在我国还有少数技师精于失蜡法铸造的工艺。附带说一下，铜器不都是铸造的。商代以前的早期铜器有冷锻制成的，东周铜器有锤锻成形的，不过其质料都是比较柔韧、易于延展的红铜，而不是青铜。青铜器是一种珍贵文物。汉代人已知青铜器的宝贵。宋徽宗動機《宜和博古图》后，在皇帝的推素和提倡之下，青铜器更成为珍异的收藏品，有的一件值几十万钱，其至百万钱。

解放以前，如年。端方旧藏的·组酒器出售海外，代价是二十余万元。今天我们认为青铜器珍贵，自然不是看其价格，而是讲其在科学和艺术上的研究价值。青铜器铭文，即所谓金文的重要意义，早为众所周知。现已发现和著录的金文数以万计。其时代自商朝以迄两汉，有不少是长篇铭文。我们知道，古代典籍传流到现在的不多，特别是商和西周的更少，金文正好补充文献的不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传世古籍由于经过长期传抄递刻，不可避免有一些改窜讹误，引起种种争论。

而金文保持原来面貌，使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古代的信息，很多地方能够对文献起到印证和订正的作用。各时期金文内容繁多，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丰富的宝藏。已有许多学者利用金文探索古代历史和社会，取得优异的成果。一些重要金文，例如商纣时的“四祀邲其卣”记祭祀典礼；周武王时“利簋”记牧野之战；成王时“皇方鼎”记周公东征薄姑；康王时“何尊”追述营建东都成周；大小“盂鼎”记对方国的征伐；昭王时“令簋”等记南伐楚荆；穆王时“班簋”记毛公伐东国；共王时“史墙盘”记周开国以来史事；厉王时“多友鼎”记对俨狁战争事迹等等。

用前人的话来说，这些金文的价值足抵《尚书》一篇。还有不少金文，内容记载礼仪、制度、分封、册命、土地转让、商贾贸易、法律诉讼等，也是十分珍贵的。有些金文，文字虽然较短，可是与其他金文联系研究，却能揭示出重要史实，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发展。金文另一方面的价值，在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考察商代文字，自应以甲骨文为主。但甲骨文基本是卜辞，内容受占卜范围的局限，又是直接契刻在甲骨上的，结体与书写文字毕竟有差异。而商代金文是先书写好、经刻琢制范后再浇铸成的，比较接近书写的风格。商代金文数量较多，可与甲骨文及其他文字材料互为补充。

研究西周和春秋时期文字，就必须依靠金文，因为这段历史时期还没有太多发现其他的文字材料。战国秦汉的金文，在当时古文字材料中占的比例虽不很大，但也有一定的特色。研究金文，不仅可以了解汉字如何发展演进，还能看到书法的流变。今天书法家不少人精于摹写金文。除文字形体结构外，对研索古代的音韵、训话、语法，金文也是不可缺的。认为只有带铭文的青铜器才重要，这是过去的一种偏见。由于这种偏见，历史上曾有无数青铜器出土后被损毁，又造出了许许多多的伪器。

实际上，没有文字的青铜器也相当重要，在某种情况下和有字的一样珍贵。绝大部分青铜器，不管是有字还是没字。的，都是艺术品，是我国美术史上的瑰宝，是劳动人民心血的结晶。制作青铜器的匠师，是古代杰出的艺术家，遗憾的是，他们大多数只给我们留下了作品，而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青铜器，有的巨大庞伟，象著名的商代后母戊大鼎；有的小巧玲珑，如一面铜镜或一柄短剑。这些青铜器年代不同，风格各异，其形制都是匀称的，花纹都是调谐的，给人以美的感受。无怪乎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都要以中国青铜器作为杰出的艺术品来陈列。

青铜器的纹饰，并不单纯是美观的图案。细心观察分析，不难体会纹饰是当时思想意识的曲折反映。从上古到周初盛行的饕餮纹，庄严肃穆。特别是商代器物上，于饕餮纹间加饰各种奇禽异兽，富于神秘气息，显然与当时的神话和崇拜有关。青铜器的神秘色彩，自西周中期以后逐渐减弱。到春秋中晚期，新盛行的蟠螭纹已完全图案化，再加上多种装饰技术，使青铜器面目一新，表现出文化思想的新潮流。战国中期起盛行云气纹，则与新兴的升仙思想有关。由此可见，青铜器既有美术史的意义，又有思想文化史的价值。

至于青铜器冶铸工艺在科学技术史上所处的地位，我们在前文中实际上已经作了回答。在考古工作中，青铜器也有特殊意义。青铜器易于推定其绝对年代，人们对其又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因此，在遗址或墓葬的分期中常可用青铜器作为断代的标尺，其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残破的青铜器，有时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