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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一年一度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又发布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有两个数据令人吃惊：一是年农民工总量为万人，仅比上年增加万人，增长0.6%，这应该是创历史新低了；二是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万人，比上年减少万人，下降1.5%。那么，农民工究竟去哪儿了呢？农民老矣：以农民工进城为主线的城镇化已结束？年之前，官方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不公布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应该都是增加的吧？年首次公布，进城数量即比上年减少万人，年则增加了万人，年又减少万人。我猜想，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是否与外需有关，年外需不足，导致出口增速回落，年欧美经济复苏，带动中国出口增速提升，年外部环境变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使得外需再度走弱。由于公布的数据太少，无法做相关性分析，这只是猜测。但从大趋势看，新增农民工数量的减少是必然的：首先，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因为从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了，这也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第二，第一代农民工都老了，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户，只好告老还乡。据统计，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一般而言，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要年轻，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本地则接近45岁。第三，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在这一过程中，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民工的就业难度增加，也不得不离开东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减少了多万，按理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缺少了主力，为何城镇化率还提高了1.06%，城镇人口比年增加了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简单计算，不难发现，主要靠户籍城镇化：年加入城镇户籍的人口增加了万，即便剔除自然增长人口，至少也有超过1万农村人口实现了农转非。也就是说，当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大部分靠行政区划的重新设定和户籍政策的放宽来实现了。城市抢人原因：农民工逃离京津冀和珠三角根据《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万人，下降1.2%，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下降1.2%；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65万人，增长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万人，下降3.9%。说明珠三角农民工数量下降幅度最大，即便如此，去年广东省净流入人口还是超过80万，这是否意味着非农民工的人口数增加了多万？年广东省人口流入与流出变化图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根据中泰证券宏观首席梁中华的估算，年广东省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在“小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和深圳。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可能在50万左右。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例如韶关和云浮的人口流动变化不大，清远、阳江的人口都在净流出。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出现了人口净流出，这是否与其一直以来“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战略有关？当前，东南亚国家成为国内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原本以中低端产业出口为主的珠三角地区，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在家具、家电及电子产品装配等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减弱了。早在七八年前，富士康就已经在郑州、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城市设厂。年重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成都暂未公布自然增长人口的相关数据，不过根据四川全省净流入5.3万人，以及其他地市人口净流出10多万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年成都人口也在大幅流入。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入流出分布年京津冀的农民工净减少了27万，同时，该地区人口也是净流出的。其中北京人口流出最为严重，从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环京地带，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呢？但北京流出的人没有去天津，天津的人口吸引力从年就开始明显走弱。特别是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幅度高达9万多人，当年GDP增速也跌至3.6%。尽管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企稳，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国最低，人口虽略有回流，但净流入量也不到1万人，往日辉煌不再。河北除了廊坊和秦皇岛人口净流入外，其他地方或减或不变。因此，京津冀农民工净流出的现象，倒与产业升级的关联度不大，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减弱，新兴产业的占比不高，传统产业则面临增速下行压力。-年京津冀地带人口流动数量（万人）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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